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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烛夜，小娘子，别害羞嘛……”

我太高兴了，1945年8月16日，双号日子，日本投降的第二天，我们行了合卺礼。

遣怀书共酒，何问寿与殇。今日事今日毕，明日愁来明日忧——明日便是刀山火海、狼腹虎口，我也是力大无穷，神挡弑神，佛阻杀佛的浑天大魔王！

作者有话要说：　　来来来，大家吃喜糖了啊吃喜糖~

☆、第二百零二章

柳叔第二日来的不早不晚，正是日头最小，却威力最猛的时候。市里还可叫到黄包车。柳叔叫了两辆，来到老宅大门口，甫叩开门，便拉着我浑身上下看了个精光，似有千言万语的关怀。但他没关怀出口，只急急叫我和刘国卿与他一道儿回市里。

我比他更火急火燎：“依宁依礼怎么样？他俩没事儿吧？”

柳叔道：“您看报纸了？放心吧，没事儿，都没事儿，有老师护着。他们学校排在末尾进站，枪一响，就都叫老师给领走了。”

我这才松口气，提了三天的心胆终于各归各位。

“你们现在还住在南城？”我问。

“太太正打算回大北关，那里的居住条件要好上些。”柳叔道，“我们早有预感，大约两个来月之前，派来看守的宪兵就陆续撤走了，学校也接二连三的停课。东西早搬得差不多，就等着您回来，咱一块儿回家去！”

我略一迟疑，偷眼去瞧刘国卿的表情。他没什么表情，只将手里的搪瓷缸子放低，里面盛着半缸水，那是我说渴，他去打的。

“家里头没事儿就好。”我看向柳叔，越过他不挺拔的肩头，是两辆蓄势待发的黄包马车。瘦弱的马儿还不如大花驴健壮，脾气也是低三下四，除了打个响鼻，没旁的抗议。

“不过，我暂时不能和你们回去，我手头还点儿事儿，不定猴年马月呢。你们该咋整咋整，千万别等我。”我背着黄包车夫，小声道，“柳叔，还麻烦您帮衬着，现在市价乱得很，我给您拿些金条，吃穿的东西，告诉太太，也别太据着自个儿。尤其是小妹和宁宁，女儿家，不能短了用度。”

“不是，您这都给我了，您呢？”

我忍俊不禁，反问道：“我还能让自己饿着咋的？”

柳叔叹了口气，十分的不情愿。眉宇间有几分犹豫，过了一会儿，贼眉鼠眼地看看四周，方悄声道：“大少爷，您、您身体可还好……”又纠结了许久的用词，问道，“您肚子里头那个，您给搁哪儿了？”

我眼色一暗，复强打起精神，笑道：“安置在个妥当地儿，肥吃肥喝呢。总不能给太太送去呀。”

这是一个没人笑的笑话。柳叔不再劝，忽然一拍脑袋，大惊小怪道：“诶呀，瞧我这记性，差点儿给忘了！那什么，大少爷，邹老板前阵子来找过您，您得空了记着去瞅瞅他，好像有什么要事，可别耽搁了人家。”

我一梗脖子，诧异地微微瞪大了双眼。日本人走了，他这半中半日的二巴颤子人种最是夹缝中求生存，他尚且自顾不暇，怎么还会有闲心找我？

刘国卿把搪瓷缸子塞我手里，说道：“咱还是回去吧，在春日町住着，干啥也方便。我还得回趟北平……”

柳叔眯缝着耷拉的眼皮，浑浊的眼珠子却异常灵活，滴溜溜围着咱俩转。我借口说有事儿不回去，有部分原因是不想与刘国卿分开，还有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太太。

愧疚的潮汐受月球的引力愈发激昂，在身体里鼓动着，仿佛是一瓶没开盖儿的汽水，虽守口如瓶，内里却咕噜噜冒泡，搅得天翻地覆。

刘国卿用鼻子吸口气，吸出了“嘶嘶”的声音：“……我太太和师傅还在北平，于情于理，都要回去听听他们的打算。”

我问道：“要是让你一块儿去日本呢？”

他摇头道：“我可是中国人。这次回去，我也是存了离婚的心思……”

“离婚？！”气色和音调都翘起尾巴来，我竟不知是惊是喜，又暗骂自个儿自私，“你可想好了，你不是说你师父对你恩重如山吗。”

“我心里有数，你甭管。”说完又对柳叔道，“您稍等，我进去拿点儿东西，然后就回市里。”

我捧着缸子灌了几口水，挡住偷乐的嘴角。末了，一抹嘴巴，一挥袖子，十足的义薄云天：“上车！”

给柳叔分了些应急的钱财，我们便在春日町分道扬镳。他一路再向北去，我们则拐个弯儿就到了。

翌日，我去四平街的顺吉丝房找邹绳祖，扑了个空；又到他的宅子去寻，仍不见着；最后只好上小盗儿市场，问了李四。

顺吉丝房歇业一月有余，一些个伙计都回了老家。抗日胜利，奉天的日资企业亟待整顿，却迟迟等不到政府接盘。失业的工人望穿秋水地等着、盼着，可是如邹绳祖这般尴尬的身份，却是不招人待见。有些忘恩负义的竟放话说，从前为了糊口，不得已放弃了国之大义，而今再不会糊涂下去，助长“卖国邹”的气焰。好像自己是个为五斗米折腰的大英雄——然而据我所知，邹老板可不姓“周”，与整日埋在鸡窝里的那位没半点儿关系。

不过，这些言语可以理解。过往的十来年里，除了向日葵，底层没人物亲日。此刻大家又都成了后羿的后裔，连带对向日葵愈发红眉毛绿眼睛，瞧来瞧去瞧不上眼。曾经教书先生都再不教司马光的“唯有葵花向日倾”一诗。而又因前一句是“更无柳絮因风起”，遂不敢提谢道韫，连带着也烂在了肚子里头。只可惜“司马光砸缸”的典故家喻户晓，三岁孩童亦可讲得头头是道，教书先生总有些清高风骨，弯不下腰将这朵“葵花”安在别人头上，只好每每将司马光一言以蔽之。又由于太妇孺皆知，因此也没人质疑他的教学方法。

李四挺壮个汉子，搁我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道：“……咱老板没随着老板娘去日本避风头，可留下来，出门就被那帮不讲理的打了一顿，脑袋上呼啦家剌了老长一道口子！只有我鞍前马后地伺候着，才稍稍缓过来些。可我也上有老下有小，没时间天天盯着，唯恐他再有个什么意外。您说他也没干过啥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凭啥无缘无故就挨了打！”

我没吭声，心想你家老板贩卖鸦片，这还不叫伤天害理？

李四讲究忠义，倒叫我高看一眼。我打断他的哭诉，问道：“那他现在搁哪儿呢？”

他说了个地址，竟也是南城，只是更偏郊外。李四道：“依先生，老板对您上心极了，请您务必要帮帮他！”

“这话不用你说，我还能闭上眼睛任他挨打？”我说道，“你现在回家了，他有人伺候着没？”

李四道：“上周从上海来了一位姓白的小姐，带了两个丫鬟，大包小